长在红旗下33 (第1/2页)

    十五

    一九六八年秋，一支由A市制皂厂十几个老工人组成的‘思想工人宣传队’雄纠纠气昂昂地进驻了研究院，实行无产阶级领导。

    进院后当天下午，工人宣传队就召开了全T职工开会，宣读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和《人民日报》登载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权威X文章。队长向大家充分说明了他们进驻的迫切X、必要X和稳定X。

    紧接着工人宣传队组织的“思想学习班”第一期开学。参加学员为对立两个群众组织的头目和骨g。提高认识以后，两个Za0F派实现革命大联合。按照指示，年底一个由未被打倒的“革命g部”、Za0F派代表、工人宣传队三结合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开始执掌研究院党政大权。

    早在思想工人宣传队进驻之前，晚云就已经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转发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她清楚，既然向全国转发，说明大规模的运动马上就要在所有的地方和部门铺开了。北京新华印刷厂的敌人是已经挖出来的地主、富农、ZaOF、坏分子、右派、走资派。除了这些，还要不要另外再找些新的敌人来斗争，晚云一时还没有弄清楚。但是只要是铺开，“敌人“就绝对少不了。晚云不免忧心忡忡，她明明知道自己是真心热Ai党，热Ai社会主义的好人，可一听说要进行类似的运动，就总是内心恐惧，怕被连带拖出来。从‘五七年反右派’至今，十多年了。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大大小小运动都证明着一件事：所谓好人和坏人是不确定的，常常因为一句无意的话或上面的某个指示，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一下子你就因为“语言犯罪”、“思想犯罪”或者“血统犯罪”从好人变成坏人了。而且变成坏人容易，想再变回来成好人就b登天还难。即使你百般努力，千般表现，逢上政策宽大的时候，重新争取到了一个好人的帽子戴上。在革命者眼里你仍然属于坏人，躲不开所有运动对你的清洗。还有那种领导不给你戴坏人帽子的“推一推过去，拉一拉过来”所谓边缘人。为了拉你回革命队伍，经常要关心你帮助你，让你陪绑在坏人身边接受“教育”。最让人痛苦的是常常会清洗或帮助到与你有密切关系的亲人或朋友，有太多的人从此跌入深渊或脸面全无，成为抬不起头的“JiNg神贱民”或“政治准另类”，永世不得翻身。晚云T会过“四清运动”里的帮助，从心底里感到害怕。

    到了十月，中国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提出“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ZaOF分子挖出来。”

    明确了，是现挖现找。除了红sE保险箱里的那些人，每个职工都有被挖出来的可能。

    ‘幸好只挖一小撮，也许轮不到自己。’晚云侥幸的想。

    随即，指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ZaOF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後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清理阶级队的群众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很快，“工人宣传队”和“革命委员会”根据研究院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特点制定出清理对象。

    新一轮的大字报、大标语又开始铺天盖地贴满研究院墙面。数量上不及文化大革命初期，但尖锐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研究院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任务不是揪斗走资派，甚至对已成“Si老虎”的地主、富农、ZaOF、坏分子、右派也没有什么兴趣，重点在于挖新生的ZaOF分子，包括“国民党残渣余孽”、“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漏网右派”、“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白天、夜晚，大会、小会，每天十个小时以上的政治学习成了清洗可疑分子的场所，全院职工开始了‘面对面，背靠背’的深入揭发。

    “工人宣传队”要求每个人必须把主观能动X和想像力发挥到极致，不准漏过任何蛛丝马迹。

    每隔几天，“革命群众专政指挥部”就要召开一次全院范围的公审大会。会前各科室清点人数，点名报到，场内气氛异常紧张。每个人都知道今天会上肯定有现形ZaOF分子被揪出来。但究竟是谁，揪多少？一般职工心里没底。大多数人都都七上八下，坐立不安。

    对于自己处境的危险X，晚云只能根据前段时间的经验加以分析：如果在会场中坐在自己前后左右的人，都是公认的革命积极分子，被揪出的可能就会大大提高，否则降低可这个方法并不完全灵验，有些人就处于此种状况下，最终又没有事情发生。她每次都尽量坐在会场角落里，认真地观察着自己周围的人，判断今天被揪斗出来的几率，像一只等待被屠宰的羔羊一样心惊胆颤。有好几次，她见有一两个革命积极分子坐在自己旁边，便吓得战战惊惊的几乎虚脱，连呼x1都不畅了，甚至想跑出会场去自己了断，一了百了。

    每天提着心过日子的人实在也不只晚云一个，尤其是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多也冷汗直冒，很小心地防着悬在头顶上的革命利剑掉下来扎Si自己。“工人宣传队”队长有一个逻辑：解放前你有条件上大学，说明你的家庭有钱。真正的劳动人民是没有钱的，说明你不是真正的劳动人民。不是劳动人民就是剥削阶级，剥削阶级当然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对象。

    ‘现在弄不弄你就看你的表现了。’“工人宣传队”队长大声宣布。

    十六

    终于，有三个人撑不下去了。

    最早走的是化学研究室的老刘，曾经的复旦大学高才生，现今学业深厚的工程师。

    老刘毕业之时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攻坚阶段。一心想报效国家的他听说美国自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需要部分中方人员协助作战，立即报名参加了。凭借自己英文过y的本领，在飞虎队里他做了中美语言翻译官，整整呆了三年，转战南北。后来，战争结束，老刘转业到一家化工厂做技术员，直至被调入研究院。

    老刘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在读英文书或化工专业书。读书是他仅有的Ai好，令他学术JiNg湛，博学多才。读书也使他变成了不谙世事的书呆子。1957年春季大鸣大放，在院领导的“诚恳”鼓励下，老刘热血沸腾的向党进言：‘希望把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一切